《龍床:明六帝紀》

諸位會員及友好:

本會乏人投稿,久矣!

其「久」之程度,以致於不少新會員,或者最近才開始關注本會的友好,甚至竟然不知道本會尚有「野人試讀」此書評一欄,更莫說幻想過往日野人通訊「諸帆並舉」之榮景。

此亦無妨。須知世風日下,熵值累增,是為天道。上古至現代之世,隨著識字的人越增,讀書風氣日盛,非常合乎直觀。唯處身當今「後現代」之末世,萬事皆不可以常理推論,是故今日不識之無者雖亦幾希,唯好讀書者亦(同步)幾希矣!讀書者與識字者之數量竟為反比,這合理嗎?當然合(乎天)理,這就是後現代!

廢話既多,言歸正傳。今日發文,肇因早兩天竟然收到投稿!毫不意外,所有(稍有資歷的)會員友好都能猜到,是上海Cyril君的來鴻!朝日實在好生感動!

C君今次推薦的作品是《龍床:明六帝紀》。作者李潔非畢業於復旦大學,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職,嚴格而言並不算是「歷史學家」,說是一個文學家倒還恰當(他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這本《龍床:明六帝紀》當然也不是一部專業歷史學術著作,而更接近於一本通俗的歷史評論小品。事實上,發行本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身也是一家主力出版「文學作品」的出版社。

書名中指的六帝分別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武宗(正德)朱厚照、世宗(嘉靖)朱厚熜、熹宗(天啟)朱由校、思宗(崇禎)朱由檢。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無聊事。與前代不同,明清皇帝基本上都是每人只有一個年號(明英宗朱祁鎮除外,因為中間下過台,後來搞復辟,所以做過「兩次」皇帝,自然也有兩個年號。詳情可參看大台正在播映的偽歷史真偶像劇《女醫.明妃傳》。),故此傳統上多以年號來指稱該皇帝本人,例如「崇禎」、「康熙」、「光緒」等。港台乃至海外華語史學界至今仍以此做法為主。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左派歷史學家基於「人民史觀」,認為不應該對王侯將相有特殊對待,故此習慣對明朝皇帝直呼其本名,例如朱棣、朱高熾、朱由檢等。不過,對清朝帝后卻仍習慣以年號或封號稱之,如雍正、乾隆、慈禧等。其因不明,諸君有知,還望賜教。

作者在書中以自己的視角,為明朝六個皇帝作傳,並作出評論,其中亦不乏獨特有趣的見解。這也可算是典型的「紀傳體」手法,駸駸乎史遷孟堅二千年以來「正史」傳統之遺意。不少「以今度古」的現代歷史學家都認為,與其將太史公奉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如把他視作一個「文學家」。誠然,「紀傳體」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說故事」。其好處是為文行雲流水,其人其事前因後果,一氣呵成,曉暢易明。這是讓讀者了解歷史始末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也是最有趣方法。我們現在看的所有「歷史劇」,正正就是這種「紀傳史學」視像化的表述。

不過,所有歷史事件所留下來的史料,並不如我們想像中一樣充足和有序。一件歷史事件就有如一幅拼圖,留下來各式各樣的史料就是一塊塊的小件。曾經玩過「歷史拼圖」遊戲的人都知道,現實世界中一幅本來應該至少是一千塊(其實往往連原本應該有多少塊也不知道,不過就可以肯定拼件一定不齊全),但留下來的拼件卻只有一百塊。最神奇的是,這一百塊中,有不少似乎放在同一個位置都是同樣合適的。也就是說,竟然有N個史料對同一件歷史事件的某具體細節,有N個截然不同的描述,而且全部看起來都是非常合理的。不過,一旦選定某一個拼件,必然又會影響與其他可能拼件的組合,拼著拼著的途中,可能又會在「床下底」發現了一塊(可能屬於這幅圖,但又好似不是的)新拼件。可想而知,這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遊戲。可別忘了,歷史還涉及「時間線」,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玩的不是常見的「二維拼圖」,而是「四維拼圖」。

「紀傳體」既然是要說故事,面對這許多的「樹狀可能圖」,就算用現在流行的「平行時空」方式,最多也只能分出幾條支線吧!要處理這天文數字級的「可能性」,作出取捨似乎就是唯一的方法了。在每個分岔點只選一個方向,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了。不過,要取捨,就難免要有個準則。我們先假定存在的史料都實實在在地反映了真相(的一部分),再假定一個歷史學家(如朝日一樣)都是正直、品德高尚、熱愛真理,而且追慕真相的。他以他最大的努力,避免受個人的愛惡情緒影響,在每一個岔點,都選取「最合理」、「最大可能為真」的拼件,去拼湊整個故事。遇到拼圖的缺失部分,只要合乎一個原則,就是「故事細節不必全部為真,但必不可以是假!」──講故事時雖然容許有「創造的空間」,但只限用於在「歷史的空白處」,而不能歪曲原本屬於「真相」的部分──歷史學家就可以運用最客觀的態度,用畫筆去為這些「失落的片斷」,畫出「最有可能的樣子」,以補完整幅拼圖,整個故事。

然而,根據朝日流「歷史/人類學定律」:「一個人只能想到他能想到的事,不可能想到他不能想到的事!」每個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空,也不能徹底擺脫其所在社會的意識形態影響。正如意大利著名歷史哲學家Benedetto Croce的名言:「Ogni vera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個歷史學家即使能夠「摒除一切業障,證阿羅漢果」,達至「完全的客觀」,也只能是一種「主體(個人)的客觀」。因為這一種「客觀」,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屬於某特定時空的「主觀」而已。人,畢竟難以超脫於三界六道,「人弗能成佛」也!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史料都是「真的」,但在一個呈現在各位眼前的「完整故事」中,必然滲雜了許多「幻想」和「不實」。那難道就真的沒有方法,呈現出真實的歷史嗎?那倒未必,在「史料皆為真」的前提下,「實證史學」提出了一個方法──很簡單,就是「有一分料,說一分話」,甚至是「有三分料,才說一分話」,多戴兩頂頭盔,寧可說得不夠,也不要說得太多。若果嚴格遵守這種規則,呈現出來的歷史就會像一套支離破碎、毫無系統的紀錄片;甚至是像一些出土文物展覽,展品的說明也只是「三彩窄口幼頸雙耳瓶」、「鈞窰荷邊淺筆洗」,「鈞窰」之前再加上一個「(疑)」字,當然就更好了。但這樣的表述有趣嗎?還是我們一向認識的歷史嗎?顯然,這既不能「究天人之際」,也絕對不是His 「Story」。

很不幸,在朝日眼中,現代歷史學的大潮流,正是朝著這種「支離破碎紀錄片」的方向發展。「紀傳體」越見衰微,少數「故事說得動聽」的歷史學家,如Jonathan Spence史景遷(他為自己改了這個中文名,以示對司馬遷的景仰),往往被主流史學界貶為「失敗的小說家」。

朝日作為一個熱愛歷史,並對兩位「史遷」皆非常景仰的「(假)歷史學家」,對這種重「實證」而輕「敘述」的學風,感到非常鬱悶。歷史應當是有趣和引人入勝的。現代史學一再強調要寫「公眾史Public History」,寫屬於大眾的歷史。若果當真認為「歷史」應該是屬於「大眾」的,那除了要遍採「大眾史料」(from the people),寫關於「大眾的歷史」(of the people)外,歷史還應當要「為大眾而寫」(for the people)。支離破碎、艱澀難明、枯燥乏味的歷史,怎能說是「大眾史」?

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本《龍床:明六帝紀》的作者李潔非,跟司馬遷也有點像──一個寫歷史的文學家。讀過《史記》的朋友都知道,太史公妙筆生花,把歷史寫得精彩緊湊,「腦補」出來的情節自是不免,他甚至還沒有刻意隱藏自己對歷史人物的愛憎(二千年前也沒有「客觀歷史」這概念),例如他對項羽的崇敬就不斷躍於字裏行間。李潔非在這本《龍床:明六帝紀》也一樣,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重新敘述關於這六位明朝皇帝的故事,愛憎也同樣分明──他對朱棣的厭惡實在非常明顯。

觀乎當今之世,這個由司馬遷和希羅多德留下來偉大的「敘事傳統」,似乎是能由「業餘歷史學家」苦苦支撐著了。只不過,業餘難免質素參差,以致於「敘述史學」更為專業歷史學界主流所輕藐,視為與「小說雜言」同流,不亦悲乎!李潔非雖非一流歷史學家,倒也算是中規中矩,有條有理,其作亦堪一讀,C君選書眼光亦是不賴。

《一代宗師》中章子怡飾演的宮二最後對葉問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人生若然沒有悔恨和遺憾,那該多沒趣啊!」說得太好了!

歷史若然沒有了幻想和錯誤,那該多沒趣啊!這些幻想和錯誤,也許正是推動歷史,也是推動未來不斷發展最大的的動力呀!

PS. C君提到他知道這本書的,是因為看一個叫做《羅輯思維》(沒有錯字,這是一個清談節目,主持人姓「羅」)的網絡節目介紹的。這個節目雖然說不上極高質素,但也算是值得一看,據說還蠻受歡迎,大家不妨上網搜一下。

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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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 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内有个网络节目叫《罗辑思维》,是一个大众知识传播的平台,各类讲座内容尚可。节目在讲历史课题时提到一个观点——“同情之理解”,尝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对方做事的动机,去体会在对方时空条件下的“不得已”。该看法类似于掌门“同理心”的论述。

怀以这样的态度来读《龙床 明六帝纪》这本书,或能体会到当事人的“不得已”,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皇帝握有绝对权利,但他们也生活在时代和政体的牢笼里。有明一代16位皇帝或残暴、或荒诞,鲜有符合儒家意识形态中的理想君王(建文与弘治帝是个例外,不过前者被同情成分居多)。

权力越大,受到的无形制约也越大,该无形制约来自宋明理学在明朝民间层面的渗透,使儒家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国家各阶层,士大夫集团屡次与君权对立,皇帝本人只能借助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如永乐皇帝清理建文朝旧臣,嘉靖皇帝以廷杖方式结束大礼仪之争),但无法让朝臣心服口服。政治手腕欠缺的皇帝自知难以驾驭群臣,便拒不履行皇帝责任(例如正德和万历皇帝)。如果说这些是由于明朝皇帝没有受过良好教育造成的,有点站不住脚,万历皇帝从小受到张居正和太后的严格管束,嘉靖皇帝也在礼制问题上博览群书,成为当世学术权威,但他们都在当政的后半段几乎终止与朝臣的来往。

儒学发展到明代,几乎失去了弹性和朝气,对人的道德要求越来越苛刻,士大夫不仅以道德束缚自己,也企图束缚皇帝本人,这种情况是否反过头来刺激这群皇帝藐视一切规则,打烂一切规则?

举个例子,李自成攻破潼关东进北京,朝廷有足够时间南撤,不过该提议刚被提出便有臣子打出道德大旗予以驳回,可见当时官场已经不以实事求是地眼光评估事态可能的后果,整个朝廷作茧自缚。这可能也是崇祯皇帝与群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吧(有明一代共有82位首辅,崇祯一朝便撤换了17位)。

再举个例子,发生在嘉靖朝前期的大礼仪之争,议论的“皇统”说到底也是形而上的问题,但朝中群臣与当时未满二十岁的嘉靖皇帝之间已经水火不容,这也是嘉靖后期读遍礼仪群书,成为礼制专家,欲从学术层面压倒群臣的重要原因。
上述两个例子,初步可以看出,明代的君臣之间的交流缺乏弹性,而臣子的心态也存有偏执的一面。一方要往皇帝身上绑上明君的绳索,另一个则是与群臣反目,以暴力手段暂时让对方屈服,根源可能是儒学的日益僵化,也可能是明太祖设立的八股文让士风失去活力。

有些子女教育的案例可以见到,一个家庭中母亲越强势,孩子可能越叛逆。明朝的君臣关系,或者说君王与儒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母子、母女关系有点类似。

陈赟恺
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