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會員及友好：
本會乏人投稿，久矣！
其「久」之程度，以致於不少新會員，或者最近才開始關注本會的友好，甚至竟然不知道本會尚有「野人試讀」此書評一欄，更莫說幻想過往日野人通訊「諸帆並舉」之榮景。
此亦無妨。須知世風日下，熵值累增，是為天道。上古至現代之世，隨著識字的人越增，讀書風氣日盛，非常合乎直觀。唯處身當今「後現代」之末世，萬事皆不可以常理推論，是故今日不識之無者雖亦幾希，唯好讀書者亦（同步）幾希矣！讀書者與識字者之數量竟為反比，這合理嗎？當然合（乎天）理，這就是後現代！
廢話既多，言歸正傳。今日發文，肇因早兩天竟然收到投稿！毫不意外，所有（稍有資歷的）會員友好都能猜到，是上海Cyril君的來鴻！朝日實在好生感動！
C君今次推薦的作品是《龍床：明六帝紀》。作者李潔非畢業於復旦大學，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任職，嚴格而言並不算是「歷史學家」，說是一個文學家倒還恰當（他是中國作家協會的會員）。這本《龍床：明六帝紀》當然也不是一部專業歷史學術著作，而更接近於一本通俗的歷史評論小品。事實上，發行本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本身也是一家主力出版「文學作品」的出版社。
書名中指的六帝分別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武宗（正德）朱厚照、世宗（嘉靖）朱厚熜、熹宗（天啟）朱由校、思宗（崇禎）朱由檢。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無聊事。與前代不同，明清皇帝基本上都是每人只有一個年號（明英宗朱祁鎮除外，因為中間下過台，後來搞復辟，所以做過「兩次」皇帝，自然也有兩個年號。詳情可參看大台正在播映的偽歷史真偶像劇《女醫．明妃傳》。），故此傳統上多以年號來指稱該皇帝本人，例如「崇禎」、「康熙」、「光緒」等。港台乃至海外華語史學界至今仍以此做法為主。然而，「新中國」成立後，左派歷史學家基於「人民史觀」，認為不應該對王侯將相有特殊對待，故此習慣對明朝皇帝直呼其本名，例如朱棣、朱高熾、朱由檢等。不過，對清朝帝后卻仍習慣以年號或封號稱之，如雍正、乾隆、慈禧等。其因不明，諸君有知，還望賜教。
作者在書中以自己的視角，為明朝六個皇帝作傳，並作出評論，其中亦不乏獨特有趣的見解。這也可算是典型的「紀傳體」手法，駸駸乎史遷孟堅二千年以來「正史」傳統之遺意。不少「以今度古」的現代歷史學家都認為，與其將太史公奉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如把他視作一個「文學家」。誠然，「紀傳體」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說故事」。其好處是為文行雲流水，其人其事前因後果，一氣呵成，曉暢易明。這是讓讀者了解歷史始末最簡單和有效的方法，也是最有趣方法。我們現在看的所有「歷史劇」，正正就是這種「紀傳史學」視像化的表述。
不過，所有歷史事件所留下來的史料，並不如我們想像中一樣充足和有序。一件歷史事件就有如一幅拼圖，留下來各式各樣的史料就是一塊塊的小件。曾經玩過「歷史拼圖」遊戲的人都知道，現實世界中一幅本來應該至少是一千塊（其實往往連原本應該有多少塊也不知道，不過就可以肯定拼件一定不齊全），但留下來的拼件卻只有一百塊。最神奇的是，這一百塊中，有不少似乎放在同一個位置都是同樣合適的。也就是說，竟然有N個史料對同一件歷史事件的某具體細節，有N個截然不同的描述，而且全部看起來都是非常合理的。不過，一旦選定某一個拼件，必然又會影響與其他可能拼件的組合，拼著拼著的途中，可能又會在「床下底」發現了一塊（可能屬於這幅圖，但又好似不是的）新拼件。可想而知，這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遊戲。可別忘了，歷史還涉及「時間線」，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玩的不是常見的「二維拼圖」，而是「四維拼圖」。
「紀傳體」既然是要說故事，面對這許多的「樹狀可能圖」，就算用現在流行的「平行時空」方式，最多也只能分出幾條支線吧！要處理這天文數字級的「可能性」，作出取捨似乎就是唯一的方法了。在每個分岔點只選一個方向，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故事了。不過，要取捨，就難免要有個準則。我們先假定存在的史料都實實在在地反映了真相（的一部分），再假定一個歷史學家（如朝日一樣）都是正直、品德高尚、熱愛真理，而且追慕真相的。他以他最大的努力，避免受個人的愛惡情緒影響，在每一個岔點，都選取「最合理」、「最大可能為真」的拼件，去拼湊整個故事。遇到拼圖的缺失部分，只要合乎一個原則，就是「故事細節不必全部為真，但必不可以是假！」──講故事時雖然容許有「創造的空間」，但只限用於在「歷史的空白處」，而不能歪曲原本屬於「真相」的部分──歷史學家就可以運用最客觀的態度，用畫筆去為這些「失落的片斷」，畫出「最有可能的樣子」，以補完整幅拼圖，整個故事。
然而，根據朝日流「歷史／人類學定律」：「一個人只能想到他能想到的事，不可能想到他不能想到的事！」每個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處的時空，也不能徹底擺脫其所在社會的意識形態影響。正如意大利著名歷史哲學家Benedetto Croce的名言：「Ogni vera storia è storia contemporanea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個歷史學家即使能夠「摒除一切業障，證阿羅漢果」，達至「完全的客觀」，也只能是一種「主體（個人）的客觀」。因為這一種「客觀」，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屬於某特定時空的「主觀」而已。人，畢竟難以超脫於三界六道，「人弗能成佛」也！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史料都是「真的」，但在一個呈現在各位眼前的「完整故事」中，必然滲雜了許多「幻想」和「不實」。那難道就真的沒有方法，呈現出真實的歷史嗎？那倒未必，在「史料皆為真」的前提下，「實證史學」提出了一個方法──很簡單，就是「有一分料，說一分話」，甚至是「有三分料，才說一分話」，多戴兩頂頭盔，寧可說得不夠，也不要說得太多。若果嚴格遵守這種規則，呈現出來的歷史就會像一套支離破碎、毫無系統的紀錄片；甚至是像一些出土文物展覽，展品的說明也只是「三彩窄口幼頸雙耳瓶」、「鈞窰荷邊淺筆洗」，「鈞窰」之前再加上一個「（疑）」字，當然就更好了。但這樣的表述有趣嗎？還是我們一向認識的歷史嗎？顯然，這既不能「究天人之際」，也絕對不是His 「Story」。
很不幸，在朝日眼中，現代歷史學的大潮流，正是朝著這種「支離破碎紀錄片」的方向發展。「紀傳體」越見衰微，少數「故事說得動聽」的歷史學家，如Jonathan Spence史景遷（他為自己改了這個中文名，以示對司馬遷的景仰），往往被主流史學界貶為「失敗的小說家」。
朝日作為一個熱愛歷史，並對兩位「史遷」皆非常景仰的「（假）歷史學家」，對這種重「實證」而輕「敘述」的學風，感到非常鬱悶。歷史應當是有趣和引人入勝的。現代史學一再強調要寫「公眾史Public History」，寫屬於大眾的歷史。若果當真認為「歷史」應該是屬於「大眾」的，那除了要遍採「大眾史料」(from the people)，寫關於「大眾的歷史」(of the people)外，歷史還應當要「為大眾而寫」(for the people)。支離破碎、艱澀難明、枯燥乏味的歷史，怎能說是「大眾史」？
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本《龍床：明六帝紀》的作者李潔非，跟司馬遷也有點像──一個寫歷史的文學家。讀過《史記》的朋友都知道，太史公妙筆生花，把歷史寫得精彩緊湊，「腦補」出來的情節自是不免，他甚至還沒有刻意隱藏自己對歷史人物的愛憎（二千年前也沒有「客觀歷史」這概念），例如他對項羽的崇敬就不斷躍於字裏行間。李潔非在這本《龍床：明六帝紀》也一樣，他以自己獨特的視角，重新敘述關於這六位明朝皇帝的故事，愛憎也同樣分明──他對朱棣的厭惡實在非常明顯。
觀乎當今之世，這個由司馬遷和希羅多德留下來偉大的「敘事傳統」，似乎是能由「業餘歷史學家」苦苦支撐著了。只不過，業餘難免質素參差，以致於「敘述史學」更為專業歷史學界主流所輕藐，視為與「小說雜言」同流，不亦悲乎！李潔非雖非一流歷史學家，倒也算是中規中矩，有條有理，其作亦堪一讀，C君選書眼光亦是不賴。
《一代宗師》中章子怡飾演的宮二最後對葉問說了一番話，大意是「人生若然沒有悔恨和遺憾，那該多沒趣啊！」說得太好了！
歷史若然沒有了幻想和錯誤，那該多沒趣啊！這些幻想和錯誤，也許正是推動歷史，也是推動未來不斷發展最大的的動力呀！
PS. C君提到他知道這本書的，是因為看一個叫做《羅輯思維》（沒有錯字，這是一個清談節目，主持人姓「羅」）的網絡節目介紹的。這個節目雖然說不上極高質素，但也算是值得一看，據說還蠻受歡迎，大家不妨上網搜一下。
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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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 明六帝纪》
作者：李洁非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内有个网络节目叫《罗辑思维》，是一个大众知识传播的平台，各类讲座内容尚可。节目在讲历史课题时提到一个观点——“同情之理解”，尝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思考对方做事的动机，去体会在对方时空条件下的“不得已”。该看法类似于掌门“同理心”的论述。
怀以这样的态度来读《龙床 明六帝纪》这本书，或能体会到当事人的“不得已”，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在明清两代达到顶峰，皇帝握有绝对权利，但他们也生活在时代和政体的牢笼里。有明一代16位皇帝或残暴、或荒诞，鲜有符合儒家意识形态中的理想君王（建文与弘治帝是个例外，不过前者被同情成分居多）。
权力越大，受到的无形制约也越大，该无形制约来自宋明理学在明朝民间层面的渗透，使儒家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国家各阶层，士大夫集团屡次与君权对立，皇帝本人只能借助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如永乐皇帝清理建文朝旧臣，嘉靖皇帝以廷杖方式结束大礼仪之争），但无法让朝臣心服口服。政治手腕欠缺的皇帝自知难以驾驭群臣，便拒不履行皇帝责任（例如正德和万历皇帝）。如果说这些是由于明朝皇帝没有受过良好教育造成的，有点站不住脚，万历皇帝从小受到张居正和太后的严格管束，嘉靖皇帝也在礼制问题上博览群书，成为当世学术权威，但他们都在当政的后半段几乎终止与朝臣的来往。
儒学发展到明代，几乎失去了弹性和朝气，对人的道德要求越来越苛刻，士大夫不仅以道德束缚自己，也企图束缚皇帝本人，这种情况是否反过头来刺激这群皇帝藐视一切规则，打烂一切规则？
举个例子，李自成攻破潼关东进北京，朝廷有足够时间南撤，不过该提议刚被提出便有臣子打出道德大旗予以驳回，可见当时官场已经不以实事求是地眼光评估事态可能的后果，整个朝廷作茧自缚。这可能也是崇祯皇帝与群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吧（有明一代共有82位首辅，崇祯一朝便撤换了17位）。
再举个例子，发生在嘉靖朝前期的大礼仪之争，议论的“皇统”说到底也是形而上的问题，但朝中群臣与当时未满二十岁的嘉靖皇帝之间已经水火不容，这也是嘉靖后期读遍礼仪群书，成为礼制专家，欲从学术层面压倒群臣的重要原因。
上述两个例子，初步可以看出，明代的君臣之间的交流缺乏弹性，而臣子的心态也存有偏执的一面。一方要往皇帝身上绑上明君的绳索，另一个则是与群臣反目，以暴力手段暂时让对方屈服，根源可能是儒学的日益僵化，也可能是明太祖设立的八股文让士风失去活力。
有些子女教育的案例可以见到，一个家庭中母亲越强势，孩子可能越叛逆。明朝的君臣关系，或者说君王与儒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上述母子、母女关系有点类似。
陈赟恺
16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