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會員及友好：

經歷多月的地盤生涯，朝日對如此「貼地」的生活模式（自覺）已稍為適應，故不必待有「額外休息日」，亦能於周日（偶一為之地）寫一點東西。掐指一算，申公C君投稿原來已逾月（正確來說是接近兩個月）。今日本人決心奮起千鈞之鍵盤，澄清C君來自萬里的投稿。

C君今次書評的對象，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台譯：季辛吉）的煌煌巨著《世界秩序》，簡體中文版由（之前提過的「全國中央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中信近年來翻譯出版國外學者「唱好中國」的作品，也是相當給力！）

至於原書World Order於去年（2014）出版，書的內容主要是從歷史出發，縱論當今天下大勢，述說各區域的形勢，從而描繪出他眼中不同時代「世界秩序」的形態和特徵。本書的發行商並非大學或其他典型的學術出版社，而是由向來以出版童書和通俗讀物知名的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Books紐約分部出版。事實上，基辛格之前的《論中國》／On China也是由企鵝出版的，而再之前的《大外交》／Diplomacy則是由另一家與企鵝同屬美國六大（商業）出版集團的Simon & Schuster出版。這似乎也可以看到基辛格著作，是以「通俗讀物」而非「學術著作」為定位的。雖然，基辛格本人其實擁有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主研政治科學，而他博士的論文題目，正正就是關於（某一個歷史時期）「世界秩序」如何構成的研究：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取得博士學位後的近二十年，也一直在哈佛從事教學和研究。

事後孔明地看，基辛格日後在外交上的大思維和成就，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稍露端倪。題目中提到兩個人，一位是大名鼎鼎，權傾奧利地帝國近四十年的名相梅特涅親王Klemens Metternich，相信對歷史稍有認識的各位也不會陌生。他可以說是「拿破崙時代」後，整個歐洲秩序的締造者。至於另一位則是曾任英國外交大臣十年的Robert Stewart，不過一般會稱他為「卡蘇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他其實與梅特涅一樣，也是促成「均勢政治」的重要推手，但相信認識他的人會比較少。不過，從題目看來，顯然卡蘇里才是基辛格想寫的「真正對象」。因為1812年至1822年，其實正是卡蘇里擔任外相的十載，梅特涅在基辛格論文中只是一個陪襯角色而已。

卡蘇里子爵究竟何德何能，讓基辛格如此尊崇？卡蘇里的外交生涯，始於1804年出任「陸軍及殖民地大臣」，經過幾度起落，1812年卡蘇里成為大英帝國的外交大臣，同年五月，由於首相柏西華Spencer Perceval遇刺身亡，卡蘇里更兼任下議院領袖之職，權傾朝野。至於其外交事業的高峰，當數1814年在「第六次反法同盟」（終於）攻陷巴黎，迫拿破崙退位下台的前夕，於法國羅亞爾河畔的紹蒙Chaumont-sur-Loire，促成英、奧、俄、普締結成「四國同盟」。這個同盟在同年的巴黎和約，以及稍後的維也納和會中，將大國「協調政治」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卡蘇里於是「乘勝追擊」，聯同梅特涅倡議將「四國同盟」發展成一個包括整個歐洲（也就是「全世界」）的集體安全協調制度。這個後來被稱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或「會議系統Congress System」的組織，相約定期召開會議，就歐洲（世界）「整體事務」進行協商，後來法國也加入了這個協調機制。顯然易見，這種「大佬拆掂」式的「國際秩序」，與今天我們看到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說是如出一轍。

卡蘇里作為這個協調機制的「首任協調長」，很有點戰國縱橫家蘇秦（大家也有個「蘇」字）執六國相印的味道。這個協調基制的「歷史意義」似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和結盟，自然是古已有之。然而，這些盟約都是以制約諸締約國以外的「第三國」擴張力量為目標的。例如蘇秦聯合六國「約縱散橫」，又或者歐洲N次的「反法同盟」。若是以制約締約國本身為目的者，則一般只有兩國之間的「和平條約」。不過，卡蘇里意想中的「歐洲協調」，卻是以「全世界」（的強國）結盟以制約「全世界」（的強國）為目標的。這無疑是一個鴻圖大略，高瞻遠矚的計劃。當然這個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已然存在，但想到建立常規化的會議制度，以實現這些本來略顯空泛的所謂原則，絕對是一件了不起的創舉。

況且，卡蘇里以英國外交大臣的身份，意圖建立這個偉大的機制，本身更是別具意義。因為這意味著英國放棄了多年以來「光榮孤立」的傳統，涉足、參與，甚至著手建構歐洲大陸的國際秩序。

從某個角度來說，卡蘇里是基辛格的榜樣。英國外相卡蘇里跳出偏隅島國，涉足「中原」，以圖建立歐洲的「均勢」；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雖然他大多「著名的」外交成就，其實並不發生在其國務卿任期之內）則主導美國雄視全球，以建立世界的「均勢」。基辛格也並非典型崇尚「正義」和意識型態的「美式外交家」，他老奸巨滑，不擇手段，而且對意識型態之爭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一派「沒有永遠朋友，也沒有永遠敵人」的「英式外交」風格。

他拉攏中共制衡蘇聯，主導美國從越南撤軍（更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協助印尼蘇哈托遏制東帝汶獨立，策動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甚至曾主張與古巴復交……各種從意識型態角度看來，令人（尤其是「左膠」）難以理解的主張和行動，都出於「唯利是圖」的「季子」季辛吉之手。嗚呼！翻手為雲覆手雨，更勝昔時「位尊而多金」之「季子」也！

如此，以基辛格的「均勢哲學」看來，其在《大外交》、《論中國》等書中不斷地「唱好中國」，恰恰說明在他的眼中，中國「有排都未夠班」破壞（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均勢」。不過，為了有效地制約「北約」（新版的「歐洲協調」？）內的各個盟友，讓她們繼續義無反顧地以美國馬首是瞻，也就不妨讓愛面子的中國人High一下吧！

至於本書的內容嘛……說實話朝日倒沒有發現太多令人驚喜的創見。不過，同一樣的說話，由有身份、有分量、有經歷的人說出來，就是有點不同嘛！至於他在書中「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各位就得自行從書中尋找答案了。

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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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
作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中信出版集团

1994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出版了《大外交》，时隔20年，他于2014年再出版大作《世界秩序》。9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演讲引用了《世界秩序》的一句话，“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可见本书确有大气磅礴之势。

《世界秩序》用了两个章节，把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产物西伐利亚和约，及西伐利亚体系对欧洲的影响讲解得非常透彻。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无西欧强权有能力统一欧洲，（东罗马帝国偏安一隅,而8世纪的查理曼帝国的国力非常有限）三十年战争粉碎了欧洲大国对于统一欧洲的幻想。直到十九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此间接近200年时间，欧洲强国都在致力维持欧洲均势，代表国家就是英国及其在欧洲大陆实行助弱抑强的政策。一个分裂的中欧是欧洲均势的关键。拿破仑帝国曾经挑战欧洲均势，结果失败了，普鲁士统一北德意志，击碎欧洲均势，也导致四十年后的一战和此后二十年的二战，旧有的欧洲政治秩序在战后灰飞烟灭。

我此前不理解均势的重要性，中国大一统时代太长，历史上领国太弱（两宋、明末和清末除外），没必要推行旨在维持国与国之间均势的外交政策。《战国策》谈得最多的如何对君臣说清利害关系，争取国家利益，没有类似西方设立中立国，保持地区均势的概念。秦汉以后政治家也以追求大一统作为终极目标，即便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较为不听中央号令地方武装的也只是河朔三镇，其余藩镇并没有强烈的反抗朝廷的意图。

反思一下近代史，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前后，英国人的策略是维持弱的但统一的中国，二十世纪前期日本欲保持一个弱的、分裂的中国。这些都有西方外交维持均势的影子（如果将“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作西方国家）。然而我见识浅陋，不觉得近代史上存在某位中国政治家抱有这种政治理念。

以天朝作为世界中心，万国前来朝贡，这种传统政治思维，同保持周边政权均势的想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均势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平等，北宋皇帝与辽国皇帝以兄弟父子相称，也许有均势外交的苗头，但北宋历史毕竟短暂，只要有能力，传统的汉族政权还是会选择征服或反抗，而不是与外族平等相处。

我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汉族的融合力量太强，在汉代既已形成了相对强大的单一民族政权（民族融合工作也许在秦灭六国时已有尝试，汉武帝的边境战争在当时可能是极好的增加汉族凝聚力的方式之一），明末以前的统一国家基本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为主的国家（元朝除外），像辽国设立南院北院的一国两制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但这不是汉人政权的做法。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也没有达到如同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几乎难以运作的地步。

反观西欧历史，民族政权林立，传统的封建王朝在17世纪以后已经难以维持多民族共同维系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如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尼德兰联合省，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匈牙利，看似有能力完成统一大业的大国内部矛盾重重，国与国之间既然无法发生如同秦国对六国的灭国级征服，那么三十年战争之后确立西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国与国的平等原则，并通过维持分裂的中欧保持欧洲均势则显得非常合理。各国无法征服彼此，唯有共处。共处期间希望避免三十年战争这样的惨状，制定政策用以保持一国不能强大到能够重创他国就有了合理性。

世界近现代主流游戏规则都是由西方创立的，作为东方人，身边缺少社会常识来体会这些西伐政治的智慧，在历史学习中确实非常可惜。然而，学习这些政治智慧是一回事，拿来运用是另一回事。不了解这些游戏规则设立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历史渊源，而只是按照皮毛进行效仿，就如同学习书法只追求形似而无神似。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少照搬境外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例子，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比如清末的立宪，有些模仿成功让国家脱胎换骨，有的则以失败收场。在军事制度或科学技术上学习外来的规则并做出改变相对容易，但对政治传统和社会传统进行改变，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晏婴已经做了比喻，他对楚国君臣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去考虑他国游戏规则设立的背景、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而盲目遵从这类游戏规则，并想在短期内让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融入这种规则中，并不明智。

以上是我对于西伐利亚体系的肤浅观点。就《世界秩序》这本书而言，作者对历史的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很值得一读。

陈赟恺
201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