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會員及友好:
經歷多月的地盤生涯,朝日對如此「貼地」的生活模式(自覺)已稍為適應,故不必待有「額外休息日」,亦能於周日(偶一為之地)寫一點東西。掐指一算,申公C君投稿原來已逾月(正確來說是接近兩個月)。今日本人決心奮起千鈞之鍵盤,澄清C君來自萬里的投稿。
C君今次書評的對象,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台譯:季辛吉)的煌煌巨著《世界秩序》,簡體中文版由(之前提過的「全國中央級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中信近年來翻譯出版國外學者「唱好中國」的作品,也是相當給力!)
至於原書World Order於去年(2014)出版,書的內容主要是從歷史出發,縱論當今天下大勢,述說各區域的形勢,從而描繪出他眼中不同時代「世界秩序」的形態和特徵。本書的發行商並非大學或其他典型的學術出版社,而是由向來以出版童書和通俗讀物知名的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Books紐約分部出版。事實上,基辛格之前的《論中國》/On China也是由企鵝出版的,而再之前的《大外交》/Diplomacy則是由另一家與企鵝同屬美國六大(商業)出版集團的Simon & Schuster出版。這似乎也可以看到基辛格著作,是以「通俗讀物」而非「學術著作」為定位的。雖然,基辛格本人其實擁有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主研政治科學,而他博士的論文題目,正正就是關於(某一個歷史時期)「世界秩序」如何構成的研究: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22。取得博士學位後的近二十年,也一直在哈佛從事教學和研究。
事後孔明地看,基辛格日後在外交上的大思維和成就,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已稍露端倪。題目中提到兩個人,一位是大名鼎鼎,權傾奧利地帝國近四十年的名相梅特涅親王Klemens Metternich,相信對歷史稍有認識的各位也不會陌生。他可以說是「拿破崙時代」後,整個歐洲秩序的締造者。至於另一位則是曾任英國外交大臣十年的Robert Stewart,不過一般會稱他為「卡蘇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他其實與梅特涅一樣,也是促成「均勢政治」的重要推手,但相信認識他的人會比較少。不過,從題目看來,顯然卡蘇里才是基辛格想寫的「真正對象」。因為1812年至1822年,其實正是卡蘇里擔任外相的十載,梅特涅在基辛格論文中只是一個陪襯角色而已。
卡蘇里子爵究竟何德何能,讓基辛格如此尊崇?卡蘇里的外交生涯,始於1804年出任「陸軍及殖民地大臣」,經過幾度起落,1812年卡蘇里成為大英帝國的外交大臣,同年五月,由於首相柏西華Spencer Perceval遇刺身亡,卡蘇里更兼任下議院領袖之職,權傾朝野。至於其外交事業的高峰,當數1814年在「第六次反法同盟」(終於)攻陷巴黎,迫拿破崙退位下台的前夕,於法國羅亞爾河畔的紹蒙Chaumont-sur-Loire,促成英、奧、俄、普締結成「四國同盟」。這個同盟在同年的巴黎和約,以及稍後的維也納和會中,將大國「協調政治」的力量發揮得淋漓盡致。卡蘇里於是「乘勝追擊」,聯同梅特涅倡議將「四國同盟」發展成一個包括整個歐洲(也就是「全世界」)的集體安全協調制度。這個後來被稱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或「會議系統Congress System」的組織,相約定期召開會議,就歐洲(世界)「整體事務」進行協商,後來法國也加入了這個協調機制。顯然易見,這種「大佬拆掂」式的「國際秩序」,與今天我們看到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可說是如出一轍。
卡蘇里作為這個協調機制的「首任協調長」,很有點戰國縱橫家蘇秦(大家也有個「蘇」字)執六國相印的味道。這個協調基制的「歷史意義」似乎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和結盟,自然是古已有之。然而,這些盟約都是以制約諸締約國以外的「第三國」擴張力量為目標的。例如蘇秦聯合六國「約縱散橫」,又或者歐洲N次的「反法同盟」。若是以制約締約國本身為目的者,則一般只有兩國之間的「和平條約」。不過,卡蘇里意想中的「歐洲協調」,卻是以「全世界」(的強國)結盟以制約「全世界」(的強國)為目標的。這無疑是一個鴻圖大略,高瞻遠矚的計劃。當然這個概念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已然存在,但想到建立常規化的會議制度,以實現這些本來略顯空泛的所謂原則,絕對是一件了不起的創舉。
況且,卡蘇里以英國外交大臣的身份,意圖建立這個偉大的機制,本身更是別具意義。因為這意味著英國放棄了多年以來「光榮孤立」的傳統,涉足、參與,甚至著手建構歐洲大陸的國際秩序。
從某個角度來說,卡蘇里是基辛格的榜樣。英國外相卡蘇里跳出偏隅島國,涉足「中原」,以圖建立歐洲的「均勢」;美國國務卿基辛格(雖然他大多「著名的」外交成就,其實並不發生在其國務卿任期之內)則主導美國雄視全球,以建立世界的「均勢」。基辛格也並非典型崇尚「正義」和意識型態的「美式外交家」,他老奸巨滑,不擇手段,而且對意識型態之爭也沒有多大的興趣,一派「沒有永遠朋友,也沒有永遠敵人」的「英式外交」風格。
他拉攏中共制衡蘇聯,主導美國從越南撤軍(更因此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協助印尼蘇哈托遏制東帝汶獨立,策動智利政變推翻民選總統,甚至曾主張與古巴復交……各種從意識型態角度看來,令人(尤其是「左膠」)難以理解的主張和行動,都出於「唯利是圖」的「季子」季辛吉之手。嗚呼!翻手為雲覆手雨,更勝昔時「位尊而多金」之「季子」也!
如此,以基辛格的「均勢哲學」看來,其在《大外交》、《論中國》等書中不斷地「唱好中國」,恰恰說明在他的眼中,中國「有排都未夠班」破壞(由美國主導的)「世界均勢」。不過,為了有效地制約「北約」(新版的「歐洲協調」?)內的各個盟友,讓她們繼續義無反顧地以美國馬首是瞻,也就不妨讓愛面子的中國人High一下吧!
至於本書的內容嘛……說實話朝日倒沒有發現太多令人驚喜的創見。不過,同一樣的說話,由有身份、有分量、有經歷的人說出來,就是有點不同嘛!至於他在書中「是否正視了人類社會最宏大和最重要的問題」,各位就得自行從書中尋找答案了。
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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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
作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中信出版集团
1994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时代的国务卿基辛格出版了《大外交》,时隔20年,他于2014年再出版大作《世界秩序》。9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演讲引用了《世界秩序》的一句话,“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可见本书确有大气磅礴之势。
《世界秩序》用了两个章节,把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产物西伐利亚和约,及西伐利亚体系对欧洲的影响讲解得非常透彻。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无西欧强权有能力统一欧洲,(东罗马帝国偏安一隅,而8世纪的查理曼帝国的国力非常有限)三十年战争粉碎了欧洲大国对于统一欧洲的幻想。直到十九世纪初的维也纳体系,此间接近200年时间,欧洲强国都在致力维持欧洲均势,代表国家就是英国及其在欧洲大陆实行助弱抑强的政策。一个分裂的中欧是欧洲均势的关键。拿破仑帝国曾经挑战欧洲均势,结果失败了,普鲁士统一北德意志,击碎欧洲均势,也导致四十年后的一战和此后二十年的二战,旧有的欧洲政治秩序在战后灰飞烟灭。
我此前不理解均势的重要性,中国大一统时代太长,历史上领国太弱(两宋、明末和清末除外),没必要推行旨在维持国与国之间均势的外交政策。《战国策》谈得最多的如何对君臣说清利害关系,争取国家利益,没有类似西方设立中立国,保持地区均势的概念。秦汉以后政治家也以追求大一统作为终极目标,即便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较为不听中央号令地方武装的也只是河朔三镇,其余藩镇并没有强烈的反抗朝廷的意图。
反思一下近代史,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前后,英国人的策略是维持弱的但统一的中国,二十世纪前期日本欲保持一个弱的、分裂的中国。这些都有西方外交维持均势的影子(如果将“脱亚入欧”的日本当作西方国家)。然而我见识浅陋,不觉得近代史上存在某位中国政治家抱有这种政治理念。
以天朝作为世界中心,万国前来朝贡,这种传统政治思维,同保持周边政权均势的想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均势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平等,北宋皇帝与辽国皇帝以兄弟父子相称,也许有均势外交的苗头,但北宋历史毕竟短暂,只要有能力,传统的汉族政权还是会选择征服或反抗,而不是与外族平等相处。
我认为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汉族的融合力量太强,在汉代既已形成了相对强大的单一民族政权(民族融合工作也许在秦灭六国时已有尝试,汉武帝的边境战争在当时可能是极好的增加汉族凝聚力的方式之一),明末以前的统一国家基本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为主的国家(元朝除外),像辽国设立南院北院的一国两制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但这不是汉人政权的做法。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也没有达到如同奥匈帝国的二元体制几乎难以运作的地步。
反观西欧历史,民族政权林立,传统的封建王朝在17世纪以后已经难以维持多民族共同维系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如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尼德兰联合省,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匈牙利,看似有能力完成统一大业的大国内部矛盾重重,国与国之间既然无法发生如同秦国对六国的灭国级征服,那么三十年战争之后确立西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国与国的平等原则,并通过维持分裂的中欧保持欧洲均势则显得非常合理。各国无法征服彼此,唯有共处。共处期间希望避免三十年战争这样的惨状,制定政策用以保持一国不能强大到能够重创他国就有了合理性。
世界近现代主流游戏规则都是由西方创立的,作为东方人,身边缺少社会常识来体会这些西伐政治的智慧,在历史学习中确实非常可惜。然而,学习这些政治智慧是一回事,拿来运用是另一回事。不了解这些游戏规则设立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历史渊源,而只是按照皮毛进行效仿,就如同学习书法只追求形似而无神似。中国历史上存在不少照搬境外体制和社会发展模式的例子,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比如清末的立宪,有些模仿成功让国家脱胎换骨,有的则以失败收场。在军事制度或科学技术上学习外来的规则并做出改变相对容易,但对政治传统和社会传统进行改变,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春秋时代齐国政治家晏婴已经做了比喻,他对楚国君臣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去考虑他国游戏规则设立的背景、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而盲目遵从这类游戏规则,并想在短期内让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融入这种规则中,并不明智。
以上是我对于西伐利亚体系的肤浅观点。就《世界秩序》这本书而言,作者对历史的脉络梳理得非常清晰,很值得一读。
陈赟恺
201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