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會員及友好：

暌違數月，死唔斷氣的「野人試讀」又有新稿。話說朝日自從一心脫離「廢青」生涯，本來已打算從此專心於「貼地工程」，不問諸如學術等世間諸般「離地俗務」。然而，正當朝日努力操練黃金右臂之時，忽爾收到上海仔Cyril來稿，感動（慨）不已，嗚呼！投我以木瓜，豈有漠視之理？

西里爾君今次為各位介紹的，是哈佛社科院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數年前的巨作“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原書於2011年由哈佛出版社出版。翌年分別以《鄧小平時代》及《鄧小平改變中國》之名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及台灣（天下文化）推出中文版。港台版內容幾乎完全一樣，譯者為馮克利。至於大陸「和諧版」則由三聯於2013年出版，內容也是以港版為基礎。

傅高義曾接替費正清擔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是近代中國、日本和亞洲研究的專家。早於七十年代末，他就以《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震動美國學界。傅老的日語固然達到專家程度，不過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在2000年左右，以七十高齡開始學習中文，至今已能操流利現代漢語。

學術界一般評價傅高義對中共，尤其是其中「務實派」的態度偏向友善。要知道鄧小平也是只敢認自己的歷史功過是「對半開」，但傅高義卻給予他「功八過二」的高評價，這當然也與傅高義本身對「經濟改革」的高度推崇不無關係。不過，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罕有地來自美國主流學者的「善意」，縱使也難免要被「和諧」一下，但相對於其他不少中國研究學者的著述，傅高義的作品得以在中國大陸較廣泛地流通，在當地也有較大的影響力。

我們身在「境外」，得以一睹傅老這部巨著的「全貌」。書的內容C君已有簡單的介紹和闡發，朝日也不贅說。不過，作為一個「離地之心不死」的「假歷史學家」，朝日還是很有興趣以「文本比較」的角度，去看看港台版和大陸版之間存在的「微妙差距」，因為這顯然是解讀，至少是揣摩當今大陸「意識形態現況」一個有趣的方式。

根據傅高義接受中文媒體時（用中文）的自述，他和三聯出版社之間達成了「只刪不增」的協議。比較兩個文本，三聯也基本上遵守了這個承諾。不過也許是稍稍出了一眾港台「自由主義者」意料的是，「和諧版」對原著中有關「鄧氏家族」的種種腐敗傳聞，以至於「天安門事件」的描述，除了在用字遣詞方面作了一番斟酌外，大體內容得以保留。傅高義自己也認同三聯「努力地呈現了所有我想要表達的核心内容。」當然，原書中對這些問題的評論，本來也就未算尖銳，甚至有西方評論其刻意以「無可挽回的悲劇」淡化「鐵腕屠殺的本質」。然而這些內容能夠避過「和諧」，畢竟也反映出這些話題，在今日中國其實也不再是「不能說的秘密」了。

相對於港台版，大陸版刪減了五萬多字，約佔全書一成，其中刪減字數的一半，是注釋和索引。仔細想想，這也並非意外。至於另一半，則主要來自於〈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Key People in the Deng Era’。這一章的內容主要描述中共不同歷史時期高層領導人之間的矛盾。例如毛澤東、周恩來、陳雲、華國鋒和鄧小平等各人之間種種恩怨情仇。至於分佈於其他章節的刪削，也以這類對領導人之間齟齬的描寫為主。這也許側面反映了當今「主要矛盾」的所在，很值得「耐人尋味」一下。

野人通訊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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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
作者：傅高义(Ezra F. Vogel)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改革时间长度能与持续近40年的改革开放相比的，恐怕只有商鞅变法和清末洋务运动。商鞅变法被后来历任秦王继承，将中国历史从西周封建制转向先秦郡县制，影响未来两千年华夏体制。洋务运动是天朝面对西方列强做出的被动改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换皮而不动骨，甲午一战宣告其失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中国的大门打开，主动融入世界体系，对我国未来历史进程无疑影响深远。邓小平在1977-78年先让高层领导人出国考察，使他们认识到中国与东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承认差距，放下资本主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这些偏见，敢于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而后大力发展经济，奋起直追。

中国从鸦片战争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140年时间里，国家没有战事或社会运动的持续年数，最长仅有7年，而邓在1978年复出后至今，中国远离内战和严重的社会动乱已经整整37年。作为务实的领导人，邓知道国家发展需要稳定与和平。他似当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一旦迅速完成对越战争，便全身心发展国内经济，解决国内问题。

与浪漫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务实得多，他的改革带有节奏感，根据国情先大力发展农业和纺织，缓解温饱问题，这能让老百姓短期内从改革中受益，从而支持他进一步改革其他领域；与谨慎的计划经济领导陈云相比，邓小平更大胆而急躁。邓以其早年打仗的态度治国。战争阶段不可能先摸清所有的情况再同敌军作战，而是在情报模糊的情况下作战，边打边摸清战况，并随即应变，调整作战计划。为此，邓鼓励干部做了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取代“两个凡是”。

本书呈现的邓小平拥有较为急躁的个性。如果经济改革步伐太慢，他会发怒，并批评“谁不改革谁下台”。一方面这与他四川人的性格有关，另一方面，不妨试想1978年出山的邓小平，其实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有着极强历史使命感，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国家刚经历文革而千疮百孔，但很多地方保守思想依然强大，阻碍改革(比如农民养鸡超过6只就是资本主义)。如不大力改革，减少保守势力阻挠，加速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恐怕要辜负全国人民，毕竟邓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作为出色的政治家，邓小平注重实际效果，改革的成败对他而言比理论和头衔更重要。他对内对外数次“搁置争议”，不做无谓的争辩，只抓重点。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他的政策自然会被接受。同时，作为拥有杀伐决断的政治家，他在撤换改革不力的领导人时也绝不手软。

邓小平将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革命党转型成执政党，成功应对80年代末的东欧剧变和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对体制的冲击。今时今日，不得不庆幸过去40年内，中国没有经历“休克疗法”，没有陷入南美国家的恶性通胀的泥潭（虽然在80年代中叶和90年代初经历过高通胀）。

本书以极长的篇幅，全面呈现邓小平主政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把一个自信，沉稳，有领导魅力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但以编年体形式写了邓小平如何排除万难，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也另辟一章，通过纪传体形式列出邓小平时代中国主要政治人物的经历和性格，颇有意思。

最后，本书厚达818页，如果缺少读书毅力，我不建议通读全书，而是建议选择其中“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邓小平时代：1978-1989”，“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这三个章节来读。

陈赟恺
2015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