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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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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簡史番外篇〉：
天才傑弗遜和他的對手們（十九）「最終回」──

身前事，死後名
The Lives and Deaths of the Genius Jefferson and His Antagonist

　　前文再續，書接上一回。上回講到，傑弗遜當了八年總統之後，決定仿照「太祖」華盛頓故事，不再競逐第三個任期。1809年3月4日，他把總統的重擔交付予好兄弟麥迪遜，從此退隱蒙地沙羅，終身未再涉足華盛頓特區。

　　傑弗遜在蒙地沙羅過著愉快的退休時光，重拾年青時的各種興趣，也享受著兒孫滿堂的幸福。除了在政治上的貢獻外，他還為美國留下了另一份重要的遺產──維珍尼亞大學。不過在快樂的背後，其實也存在著一個不小的「隱憂」，一直困擾著傑弗遜……

　　早於華盛頓時代，傑弗遜和漢密爾頓分別成立了民主共和黨和聯邦黨，即所謂的「第一黨系」。阿當斯是聯邦黨首位兼唯一的總統，而傑弗遜則是民主共和黨的首位總統。自從傑弗遜開始，之後他的國務卿麥迪遜當選並連任總統，再之後麥迪遜的國務卿門羅，又再當選並連任總統。傑麥門三位民主共和黨人前後「盤踞」總統寶座達二十四年之久，三人「碰巧」又都是維珍尼亞人，故有史家稱這一段時期為「維珍尼亞王朝」。門羅之後，民主共和黨及其「後身」之一的民主黨仍繼續佔據著總統的位置，而聯邦黨則逐漸「陰乾」，最後消失於無聲無色之中。在這段民主共和黨主導大局的時期，「行政主導」的傾向非常明顯，行政立法關係良好，可謂「合作愉快」。有史家稱這個美國政治史上少有的「一黨獨大」時代為「和諧時期」。

　　第五任總統門羅曾擔任傑弗遜的秘書，與傑弗遜的私交也非常好。傑弗遜是知名的建築師，門羅早在就任總統之初，就曾經請傑弗遜為他設計和建造一個莊園，以作退休後的歸隱之地。傑弗遜為門羅在莊園內廣植橡樹，並取名為「橡樹山莊Oak Hill Mansion」。1825年3月，就在維珍尼亞大學開學的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完成了八年任期，按照前輩們的「傳統」退休了。

　　門羅卸任總統時，為自己的財政作了一次結算，發現欠債的情況比想像中還要嚴重。「財政困難」似乎已是早期美國總統卸任後的「宿命」了。美國建國之初，華盛頓曾一度拒絕就任首任總統，原因就是當總統開銷極大，而且是一個無薪的「義務職位」。最後邦聯會議決定象徵式地向總統支付薪水，而華盛頓則「捱義氣」當了八年「廉價勞工」。離任之時，他發現這八年的「赤字」還是遠比預算中龐大，遂作出了其任內最後的貢獻──向國會建議增加總統的薪水。國會採納了華盛頓的建議，之後由阿當斯一直到格蘭Ulysses．S．Grant（南北戰爭中的北軍總司令）共十七任總統，年薪都是二萬五千美元。這在制定的當時也不算一個小數目（剛好與傑弗遜本人因「禁運政策」所造成的損失相約）。然而，這份薪金是全包的。總統的所有公務開銷，包括宴請外賓，修葺白宮，甚至出外公幹的旅費都要自理。這還不算，有時國會因休會或其他原因，以致撥款未能如期批出；又或者各部門財用緊絀，總統作為「最終負責人」，還得自掏腰包墊支，至於還款則往往是遙遙無期。當然，總統的薪酬未能如期支付，也不是罕見的事。

　　門羅發現自己欠下的債務，幾乎要用整個「橡樹山莊」來抵償，於是去信他的繼任人小阿當斯總統John Quincy Adams。他希望美國政府儘快清還他之前的墊支，並請求國會體諒卸任總統的困難，發放特別的「恩恤津貼」。不過，卻得不到政府或國會的任何回應。面對債主臨門，門羅想起向來「疏財仗義」的昔日「大佬」傑弗遜。可是，門羅很快就發現，原來傑弗遜竟然比自己還要窮！

　　傑弗遜與好友阿當斯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是阿當斯有一個出色的賢內助阿碧佳。在阿當斯擔任總統期間，阿碧佳為丈夫管理農場和其他生意。她教子有方，持家有道，業務能力超強，堪稱「第一夫人」的典範。加上阿當斯只做了四年總統，所以卸任時財務狀況仍然相當穩健。傑弗遜就沒有這種幸福了。與他同衾共枕十載的夫人瑪莎，早於1782年，當傑弗遜還在法國的時候就已經離他而去，他甚至還不能送她最後一程。傑弗遜雖然壯年（三十九歲）喪偶，但一生未再續弦。傑弗遜向來為人「豪邁」，對「兄弟」都很照顧。缺乏第一夫人打點（禁制其「大佬症」發作），加上他本人又不善管理生活和業務，這大概就是傑弗遜八年任期內，財政狀況大幅惡化的主因。當然，禁運期間所造成的巨大虧蝕對傑弗遜也是一個沉重打擊。

　　傑弗遜的財務困境，也許還有助解答另一個「歷史之謎」──何以作為「廢奴主義者」的傑弗遜，名下還一直管有著這麼多的奴隸？

　　傑弗遜向來堅定主張廢奴，他在《獨立宣言》的原稿中，就曾意圖對「邪惡的奴隸制」予以嚴厲的譴責。傑弗遜觀察奴隸問題的深度，顯然還要比當時大多數的「離地中產」更為透徹。與歷史上大多數的奴隸制度不同，美國的奴隸數量龐大，而且全部都是從異地入口的異文異種。因此，奴隸問題同時也是種族問題。即使重獲自由，大多數黑人基於語言文化等因素，也很難融入美國的主流社會。傑弗遜為此提出一個大膽的構想，將解放的黑奴遷徙到別處，讓他們在新土地上重建家園，正如最初到達美洲的「五月花號」一樣。

　　早於傑弗遜在維珍尼亞主政時，就曾在議會提出過這個「遷移黑奴」的方案。當然，這個前衛的議案，被當時的議會以絕大多數票否決也是意料中事。不過傑弗遜並沒有就此放棄，後來又與麥迪遜及一眾有志的「正義之士」，組織成立「殖民協會」。協會在非洲西部找了一塊土地，致力贖買黑奴並讓其集體移民到當地。那裏就是今天的利比利亞Liberia，意為「自由之地」。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種努力未免顯得幼稚，對整個奴隸制度的影響也是微不足道，但其精神卻可堪敬佩。
然而，與傑弗遜著力「廢奴」顯得相當矛盾的是，根據文獻和檔案的紀錄，傑弗遜一生「持有」過的奴隸超過六百五十個。1801年總統大選後，波士頓的聯邦黨大報《新英格蘭守護者New England Palladium》，即以頭版諷刺當選的傑弗遜是「踐奴隸之肩，而登自由之殿Won the temple of Liberty on the shoulders of slaves！」不過，這些奴隸其實並不是傑弗遜買回來的，他們之中部分是傑弗遜父母和妻子的遺產，其他則是別人向傑弗遜借貸的抵押或償債品。而且，由於傑弗遜長期都陷於財困之中，很多所謂在他名下的奴隸，根本早已抵押了給債主。

　　事實上，傑弗遜在晚年除了若干照顧他生活的「必需」奴隸外，已解放了很多奴隸。而且，他對餘下的奴隸也很好，以至還傳出他與女奴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緋聞」，從當時到現在都有不少人認為，傑弗遜是海明斯兒女的生父，但亦有人認為傑弗遜的姪子才是「經手人」。真相如何，未有定論，但傑弗遜在遺囑內解放了海明斯兩個兒子的奴隸身份，卻是事實，二人後來也聲稱自己是傑弗遜的兒子。

　　八年總統生涯期間，傑弗遜欠下了不少債務。他離開白宮時，還得另舉新債以償舊債。他在蒙地沙羅還有些田產和幾間小作坊，賣掉部分還債後，仍欠各家債主近五萬元。1812年展開的英美戰爭期間，傑弗遜得到一個「可悲的減債機會」。1814年，英軍攻入華盛頓，白宮淪陷。整個國會山莊都被戰火摧毀，著名的國會圖書館徹底付諸一炬。國會圖書館可以說是傑弗遜在任時才正式建立的，藏書的書目由他推薦，首兩任館長也是由傑弗遜指派的。在「華盛頓大火」中，圖書館內三千冊的藏書悉為祝融所吞噬，傑弗遜對此痛心疾首。為了協助重建圖書館，傑弗遜以市價一半的23,950元（在當時「書」是非常昂貴的。），將自己在蒙地沙羅的私人藏書全數賣給國會圖書館。傑弗遜因此清減了近半的債務，而國會圖書館也撿了大便宜。接收了「傑氏藏書」後，國會圖書館的藏書數量比火災時驟增一倍，而且種類更為多樣化。此前圖書館偏重於收藏法律、經濟和歷史，而傑弗遜的收藏中則包括建築、藝術、科學、文學和地理。另外，由於傑弗遜對學習語言也很有興趣，所以他的藏書中還有不少法語、西班牙語、德語、拉丁語、希臘語和俄語的書籍。時至今日，國會圖書館的主樓被命名為「傑弗遜樓 Jefferson Building」，而圖書館網站的聯邦立法資訊系統亦取名為「湯瑪士Thomas」，以示「秉承傑弗遜的精神In the spirit of Thomas Jefferson」！

　　本來經過這一筆大交易後，傑弗遜的財困也算是稍為舒緩了一點。不過自從1816年「維珍尼亞大學計劃」開始後，他的財務狀況又再度惡化。傑弗遜為維珍尼亞大學勞心勞力之餘，更要為籌措興建大學的經費而操心。他除了四處募捐和到議會游說撥款外，更把自己幾乎所有可以掏得出來的錢，都全部投入到大學的建設中。在最後的日子裏，連年生活拮据加上為大學建設而過度操勞，讓傑弗遜飽受煎熬。在1825年3月7日以八十二歲高齡，參加維珍尼亞大學開學禮後，傑弗遜多年來積累下來的辛勞終於一下子爆發出來。他病倒了，而且相當嚴重。

　　當門羅得悉昔日大佬傑弗遜積勞成疾，晚年淒涼，非常詫異。他立即將這個消息向全國發送，全國人民都對這位偉大的前任總統寄以極大的同情。美國各地紛紛發起募捐活動，在三個月內己籌集到超過一萬六千元，相當於傑弗遜欠債和醫藥費總和的一半。傑弗遜對此有很點老懷安慰，人民並沒有忘記他，而他建設大學的最後心願也達成了。不過，傑弗遜的病情似乎毫無起色，風濕和糖尿病讓他的身體日漸虛弱，即使勉強下牀也走不了幾步路，而記憶力也在不斷地衰退。傑弗遜對來探病的好友說：「當我回首一生我所愛的和共同生活過的每一個人，就像看到一個戰場，他們都倒下了！」傑弗遜顯然知道，自己不久也會與這些「戰友」團聚，他開始考慮自己的後事。他希望一切從簡，最好就是直接被安葬在蒙地沙羅宅邸的山腳下，他甚至還親自描繪了墓碑的式樣和寫好墓誌銘。

　　1826年6月24日，傑弗遜寫下了生平最後一封親筆信，為未能出席在華盛頓舉行的《獨立宣言》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向政府和國會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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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傑弗遜相比，他曾經的對手伯爾，無論餘生和死亡都顯得更為低調。伯爾在「叛國案」中雖然被判無罪，但政治前途已經徹底完結。更可悲的是，由於在他的老家紐約，人們還未能忘記漢密爾頓被殺的仇恨，令伯爾根本連回去也不敢，更遑論重返紐約執業。在美國無處容身的伯爾，選擇了到歐洲「流亡」。

　　以伯爾的級數，在美國這個「純情之鄉」，當然算是「奸到出汗」。不過來到歐洲這個「狼虎之地」，論權謀心計，箇中高手實在大有人在。他在歐洲浪蕩了幾年，雖然憑著「卸任美國副總統」之名，也得以見到不少名流政要，但那些老奸巨滑的英法政界精英，又豈會輕易被伯爾的花言巧語所蒙騙？伯爾在歐洲的數年可謂投閒置散，一事無成。

　　直到1812年英美開戰，伯爾唯恐繼續留在歐洲會有危險，遂以「愛國者」之名，重返母國的懷抱。這時他和漢密爾頓的事已過了八年，紐約等地的「漢粉」對事情也逐漸淡忘，加上大戰爆發，舉國的注意力都放在戰事上，人民和傳媒也根本無暇關注「伯爾回國」這等小事。

　　伯爾返回紐約，重新執業當起律師來。與昔日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不同，今天的伯爾行事異常低調，經常害怕人們重提種種的往事。伯爾只希望可以平靜地度過餘生，可惜上天向來不從人願。正當伯爾的業務漸入佳境，他在南卡羅萊納的外孫卻遽然病逝。這是伯爾最為痛愛並寄以厚望的外孫，他的死讓伯爾大受打擊，而伯爾經歷喪子之痛的女兒，更是痛不欲生。伯爾寫信讓她來紐約同住，以便父女二人可以互相慰藉。然而禍不單行，1812年底伯爾女兒乘坐的客船，在駛離查爾頓港以後，一直都沒有到達紐約。有人說船在海上遇上風暴沒頂，也有人說是遭到海盜洗劫。這些傳聞都沒有得到證實，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此再沒有人見到當天上船的任何一個人了。

　　伯爾接連痛失至親，白頭人送黑頭人，悲痛莫名。晚年難耐寂寞，在77歲時又聚了一位填房夫人。三年後的1836年，伯爾在紐約病逝，享年80歲，死後葬於其母校新澤西學院（也就是後來的普林斯頓大學，伯爾的父親Aaron Burr, Sr.是該校的第二任校長，不過在伯爾入學前早已離世。）所在的普林斯頓。伯爾臨死前，他的好友到牀前探望他。在彌留之際，一位朋友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向伯爾問了一個可能全美國人民都極感興趣的問題：「伯爾，我親愛的朋友，請你告訴我，當年你是否真的密謀奪取墨西哥，並打算分裂美國國土？」伯爾掙扎著從牀上爬起來坐好，正色地回答：「不！我只是盤算著，若我一旦成功奪取了月球，我就會立即通知我的朋友們，好讓他們到來和我一起分享！No! I would as soon have thought of seizing the moon and informing my friends that I would divide it among them.」──好樣的！伯爾至死也不失其本色！

　　回顧伯爾一生，他教會了美國人「什麼是政治」，「什麼是選舉」，並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政客」形象。只是，他實在超越時代太多了，加上面對強勁的對手，最終只能得到一個又一個的遺憾。伯爾還曾經部署過多個「驚天動地」的計劃，可惜往往也是棋差一著，功敗垂成。也許，他一生最成功的一次，就是在決鬥中「成功地」將漢密爾頓置諸死地。

　　七十多年後的一個深秋，在黃昏時分有兩位知名學者，信步來到這個墓地。他們一直走到伯爾的墓前，停下了腳步，在墓前佇立良久，憑弔這位曾經叱咤一時的前副總統。其中一個開口了，雖然聲音小得也許連身邊的人也聽得不很清楚：「世人對你的誤解，實在是太深了！」說這話的是當時的普林斯頓校長，著名的歷史學家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不久之後，威爾遜就辭任校長之職，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並在1912年當選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他在任內更成功斡旋各國，爭取成立了聯合國的前身「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可惜的是美國國會並沒有同意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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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戰國傳奇名將織田信長歌云：「人生五十，如夢似幻，旦夕顯威，豈有不滅？」要數光彩耀目，當然就不能不提漢密爾頓了，他連死也要為全國帶來震撼。這位美國首任財政部長，在他短短不足五十年的人生中，建立了輝煌的功業。他在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殞落，留下無數的疑問與嘆息。他文韜武略，出將入相，更重要的是他建立了一套極為完整的政治哲學和實踐體系。他的思想是傑弗遜思想的完美對應，幾乎剛好在每一個問題上都表現出一個硬幣的兩面。傑弗遜將漢密爾頓引為一生的宿敵，他們二人被認為是美國一切政治思想的根源──無論是在操作層面，抑或哲學層面之上。

　　與筆鋒銳利但拙於言辭傑弗遜不同，漢密爾頓（還有伯爾）是天生的演說家。他詞鋒銳利、英俊瀟灑、風度翩翩、魅力不凡。無論在「制憲會議」、紐約州通過《憲法》的特別會議、華盛頓時代的國會，以至決定伯爾和傑弗遜勝負的眾議院總統選舉會議中，漢密爾頓都以他震懾人心的演說，讓每一個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改變了會議的結果。他創造了議會游說文化和政治妥協的傳統。遺憾的是漢密爾頓早生了二百年，若在今天「表演政治」的時代，傑弗遜絕對不會是他的對手。

　　長久以來，由於漢密爾頓建立的聯邦黨後勁不繼，政局長期為民主共和黨及其衍生黨派所把持。及至二十世紀上半葉，「民權主義」高漲，史學界亦一度由左傾的「進步學派」主導。基於上述的種種原因，史學界長期存在「揚傑抑漢」的傾向。儘管，即使是其反對者，亦會認同漢密爾頓是史上最偉大的財政部長，但他對工業和強大政府的重視，卻讓人將他劃為「平等和自由之敵」。保守的傑弗遜支持者認定，漢密爾頓鼓吹的工商業化和城市化，衝擊了作為「美式自由」核心價值的小農基層民主體系。

　　不過隨著時日的推移，二戰後學術界，似乎更多地認識到漢密爾頓長期以來都被誤解了的精闢思想。從後來歷史發展的軌跡看來，漢密爾頓的很多見解甚至比傑弗遜更為高瞻遠矚。當「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成為主流後，歷史學界又似乎形成了新的共識，就是漢密爾頓所推崇的工業化大城市，才是「自由和機會」的真正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重大政治哲學的領域中有一項，也幾乎是僅此的一項，是漢密爾頓和傑弗遜沒有分歧的──雖然是基於不同的哲學理念，但這兩位哲人都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傑弗遜出身於上流社會，對「奴隸制」的厭惡出自一種理想主義的「悲天憫人」，與儒家所謂君子的「仁心」有點相似；漢密爾頓出身寒微，靠自己的努力爬到建制的頂端。雖然他也受過人道主義的薰陶，但漢密爾頓反對奴隸制，終究還是因為這個制度對建制的持續穩定極為不利。這種想法可以視為一種現實主義的「操作手段」，是法家所謂的「法」和「術」。二人的終極目標──「廢奴」相同，但奈何在有生之年都不能實現。

　　不過，如果將「廢奴」視為一場二人的「思想競賽」，則最後獲得勝利的還是漢密爾頓。幾十年後，同樣出身寒微而登上美國政壇頂峰的林肯，終於完成了傑漢二哲當年未遂的心願。而他成功的關鍵，正是漢密爾頓一直推崇的「工業化」！在南北戰爭中，漢密爾頓「戰勝了」傑弗遜，美國從此就一直向著工業國家的方向邁進了！

　　在今天這個「中立主義」盛行的時代，幾乎所有歷史學家都已經達成共識，就是傑弗遜和漢密爾頓都是超凡的偉人！美國歷史的發展，正是在二人尖銳對立中創造出來的。凡是認同政治中不能缺少「民主」的人，都必須同時認同傑弗遜的貢獻；只要是認同政治中需要「穩定」的人，就不能否認漢密爾頓的偉大。漢密爾頓和他建立的聯邦黨，雖然並不信任民主，但他們努力建立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則被傑弗遜成功匯入民主的體系──這就是今日的美國！

　　美國的人民倒也沒有忘記漢密爾頓，除了經常可以在十元美鈔上，看到他「Chok爆」的肖像外，美國現在還有九個「漢密爾頓縣」分布於南北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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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漢密爾頓是在影響力最大的時候死去，那麼馬歇爾則是一直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直至死去。因為根據《憲法》，聯邦法院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的。當他的聯邦黨友逐漸被人民所摒棄，一步一步被迫淡出歷史舞台，最後幾乎完全喪失了在行政和立法機構發言權之時，馬歇爾以一己之力，堅守他聯邦主義的主張。稍讓人感到諷刺的是，馬歇爾作為聯邦主義者，一直強調建立強大政府的重要性，然而他卻屢次與聯邦政府對抗，悖逆行政當局的意思，以至竟然成了反對「大政府」的民權主義者心目中的英雄。

　　縱使身邊的民主共和黨籍大法官越來越多，但馬歇爾直到去世前，始終都把最高法院的控制權牢牢地握在手中。馬歇爾多年來不斷與傑弗遜和他的後繼者，產生各種矛盾甚至對抗。後人卻認為，正是這一系列的矛盾和對抗，使美國的政治體系日益完善。馬歇爾創造和奠定的強大「司法權」，出乎意料地完成了傑弗遜對政治權力的期許──對行政權力無限膨漲的「天性」，作出最有效的制約！

　　馬歇爾畢生視華盛頓為導師和偶像。故此，除了在司法領域留下了不朽的貢獻外，馬歇爾在晚年還寫了一本華盛頓總統的傳記。這本書在當時引起了話題，也相當暢銷。不過，他的反對者卻認為，馬歇爾只是以歌頌華盛頓為名，宣揚早已成了明日黃花的「聯邦主義」為實而已。

　　一個屬於「歸正宗Reformed Churches」的學術組織，於這位偉人逝世後翌年的1836年，在費城附近成立了美國第一間以馬歇爾命名的大學──「馬歇爾學院」（後來與「富蘭克林學院」合併，成為今天在美國大學排行中名列前茅的「富蘭克林和馬歇爾學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時至今天，不計上述的「馬歇爾學院」，共有一家大學和四所法學院以這位「史上最偉大的首席大法官」為名，其中就包括馬歇爾和傑弗遜的母校──威廉和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法學院。

　　1884年，當時美國的殿堂級雕塑大師史杜里William．W．Story，應美國律師協會的委託，塑鑄了一尊馬歇爾像，安放在最高法院的一樓（地下）。另外還有三座複製品分別放在華盛頓特區的憲法大道和第四大道，以及費城藝術博物館內。為馬歇爾大法官造像，其實也算是圓了史杜里的一個心願。他的父親Joseph Story曾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身份，與馬歇爾在最高法院共事超過二十年。史杜里黃髮垂髫之時，曾與這位「法律界的傳奇」有過一面之緣。據史杜里說，當時就已被馬歇爾的不怒而威所懾服。

　　1835年7月6日，七十九歲高齡的馬歇爾，終於不得不退下他鞠躬盡瘁三十四年的首席大法官位置──這一天，他病逝於《憲法》的誕生地費城。為了對不朽的偉人致以最高的敬意，費城決定敲響著名的「自由之鐘Liberty Bell」，向這位《憲法》和自由的忠實捍衛者，表達沉痛的哀悼。就在鐘鎚敲下去的一刻，「自由之鐘」裂開了！鐘上留下長長的裂痕，直到今天仍然清晰可見！

　　今天，馬歇爾位於維珍尼亞首府列治文Richmond的故居，已被州政府列為法定古跡，成了一個讓人們了解這位律政偉人生平事跡的博物館，也是當地的一個重要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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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歇爾之所以能在美國歷史上，建立不朽的貢獻，其中也有阿當斯的一份功勞。是阿當斯首先對馬歇爾委以國務卿的重任，也是阿當斯把馬歇爾安放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寶座之上。沒有阿當斯，也就沒有馬歇爾的傳奇。

　　阿當斯為聯邦黨，為美國，為歷史，留下了馬歇爾之後，心安理得地離開白宮，返回麻薩諸塞昆西市Quincy的老家，從此幾乎再也沒有離開這個城市了。

　　阿當斯在當時就已被人譽為「政治哲學家」，甚至被部分人尊稱為「美國政治哲學之父」。早於獨立時期甚至更早，他就已經發表了不少有關政治哲學的文章，並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政治哲學體系和宇宙觀。這個體系可以說既代表了建國先賢們的某些共同信念，又反過來，以其影響力在知識群體中進一步加強這些信念。後世稱這種政治哲學為「輝格主義Whiggism」。

　　「輝格主義」源於英國，英國在稍早的時候已經出現了「輝格黨」。正如中國的「理學」一樣，「輝格主義」是一套涵蓋政治、倫理，以至宗教的宇宙觀，並具有極其鮮明的時代背景。在啟蒙運動中，牛頓所描繪的空間體系受到無上的推崇。在牛頓的萬有引力宇宙中，所有天體靠著彼此之間的力量，互相牽制而各安其位。天體之間的運動不斷，但運動之中卻因為彼此之間的牽引而有所制約，其中顯然有一套受控的秩序和法則支配著這一切。

　　「輝格主義」與自然神論一脈相承。宇宙既是如此的完美，一切事物均受其他事物的制約，從來沒有脫離其所屬位置，則這個美妙的宇宙必然由一個絕對理性的上帝所創造。祂創造了宇宙和宇宙運行的法則，不過在創世之後，祂的工作也就可以結束了。因為秩序一經啟動，就會永恆和完美地運行下去。

　　上帝造人是為了受造物中能有「某些東西」可以了解祂完美的法則。人類既然有幸被賦予這神聖的使命，就應該將上帝的「天道」奉行在人間──建立一個「立憲的國家」！上帝為宇宙立憲，人也應該為社會立憲！人類遵從上帝的「道」，也就是運用最大的理性，定立一套讓所有權力互相牽制，而能各安其位的政治運作方式。

　　在阿當斯的論述中，上帝所創造的宇宙之所以「美」，是因為其永恆不息的秩序，而秩序的來源則是每一種力量對另一種力量的互相影響和牽制。人類要秉承上帝所創造的「宇宙之美」，則所建立的政府一定要有「憲法」來維護世間的秩序，而最能維護秩序的「憲法」，就是要讓每一種權力都必須受到其他各種權力的影響和牽制。因此，評價一個政府好壞的準則非常簡單。首先，「立憲」是必需的，這是阿當斯等「新英格蘭輝格主義者」對英國政府不滿的主因。「立憲」後，能夠「上遵天道，下守法規」，安於其位的政府（尤指行政部門）就是好政府；踰越本位，對其他權力橫加干涉，以至試圖操控所有權力的政府，就是壞政府。這種想法與中國儒家的「天道」、「正名」等觀念，實在是異曲同工。

　　在獨立時期，由於擁有共同的目標──獨立和制憲，阿當斯和傑弗遜的想法還不至於有太大的分歧。這也是二人在獨立時期能夠惺惺相惜，建立深厚友誼的原因之一。不過在正式建國和立憲後，二人政治理念的分野就突顯出來了，甚至因此而產生嫌隙。阿當斯在這方面贊同漢密爾頓的想法，認為「憲法」既是上帝的「天道」在人間的「理性體現」，則應該盡可能保持「穩定」。正如所有的聯邦黨人一樣，阿當斯並不信任人民──他們沒有足夠的理性。他認為政府應由菁英所領導：「人民當然有權表達意見，政府也當然有義務聆聽，但政府的義務也僅此而已。民意飄忽而難以捉摸，政府根本不可能所有政策都按民意制定……政治領袖要做的，是領導民意，而不是順從民意。」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強政勵治，行政主導」吧！

　　傑弗遜則秉承歐陸人文主義觀點，認為所謂的《憲法》，只是人民之間自願地互相訂立的「契約」，「契約」得以持續執行的合法性，在於人民持續的授權。任何一個人都不應受制於他沒有參與制定的規則，因此從哲學層面上，傑弗遜認為包括「憲法」在內的任何法律和規則，在訂立的一刻應自動設定一個「有效期」。他甚至在著作出明確提出過，「任何法律當在制定後的十九年後自動失效。」因為十九年，就是他認為一個人由出生到擁有足夠理性的年齡。既然政府需要定期獲得人民的重新授權，「憲法」當然也得定期由人民重新制訂。當然，這種想法在實際操作層面困難重重，傑弗遜本人也非常明白現實的限制。他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不透過政府權力的膨脹，而是透過推動「憲法修正案」或議會立法，來解決瞬息萬變的世界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

　　以阿當斯為首的「輝格主義者」在獨立至建國初期佔據了主流，不過在傑弗遜開創的「和諧時期」一度隱沒。直到第七任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推行著名「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其「霸氣」令南方深感威脅。主張各安其位的「輝格主義」又重新復興，1833年仿英國致力抑制皇權的「輝格黨」之名，美國「輝格黨Whig Party」成立。

　　正是因為有阿當斯和傑弗遜這樣的政治哲學家，美國才能建設成一個穩定和執行力強大，卻又不失開放、多元和活力的國家。

　　阿當斯退休後雖然少有離家，但仍一直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對世界的關心。閱讀新書和重讀經典是他每天的「工作」，即使後來患上白內障，他仍會讓孫兒讀給他聽，直至去世，從不間斷。除了讀書，與老朋友通信也是阿當斯重要活動。在這段時間，阿當斯重修了與勒殊Benjamin Rush的友情。勒殊是獨立時期的著名思想家，被稱為「美國啟蒙運動之父」。他和阿當斯年輕時曾並肩作戰，為爭取獨立而努力，也一起在《獨立宣言》上簽署。透過勒殊的調解，阿當斯更和傑弗遜一笑泯恩仇，恢復彼此從獨立時期就建立的深厚友情。

　　1820年，阿當斯罕有地離開昆西市，前住麻薩諸塞的州府波士頓。這一年他被選為「選舉人」，代表麻薩諸塞投票支持門羅總統連任，同時也被選任為「麻薩諸塞制憲會議」的成員，這也是他人生最後擔任的公職。1824，阿當斯以八十九歲的高齡，老懷安慰地看著長子小阿當斯John Quincy Adams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六任總統。在布殊Bush父子出現前，阿當斯父子一直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父子總統。

　　被稱為政治哲學家的阿當斯，一生留下了許多名言，其中有對美國「建立」的精闢論斷，也有對美國「將來」的美好憧憬：

　　“History would ascrib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omas Paine… Without the pen of Paine, the sword of Washington would have been wielded in vain.”
　　「歷史將會把美國革命歸功於潘因……若無潘因的銳筆，華盛頓的利劍將只能徒然揮舞！」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it is my duty to study, more than all other sciences; the arts of legis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and negotiation ought to take the place of, indeed exclude, in a manner, all other arts. 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our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Our sons ought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 geography, natural history and naval architecture, navigation, commerce and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give their children a right to study painting, poetry, music, architecture, statuary, tapestry and porcelain.”
　　「相較於其他學問，學習如何運營政府為當今要務，而立法、行政及協商之藝術，則為要務中之要務。吾輩務必研究政治與軍事，則吾輩之子代方能在自由之中，學習數理與哲學；吾輩之子代亦務必修習數理、哲學、地理、自然歷史、造船、航海、商務及農藝，如此其子孫方有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繡織和陶藝之餘裕。」

　　不過，阿當斯最為人所知的還是下面的這一句。1826年7月4日，阿當斯因為心臟衰竭和急性肺炎，已經奄奄一息了。彌留之間，他從口裏吐出最後的一句名言：「（還好）傑佛遜比我長命！Thomas Jefferson’s longevity than I.」終於心安理得地撒手塵寰，享年九十一歲，在列根之前，他一直是美國最長壽的總統。

　　不過，阿當斯這次錯了！他並不知道，他的競敵兼好友傑弗遜，已在幾小時前，先行一步了！當年，《獨立宣言》的初稿由傑弗遜草擬，阿當斯修訂聯署。今天，就在《獨立宣言》通過五十周年的慶典，於華盛頓特別區歡快地舉行的同時，僅有的兩位曾簽署《獨立宣言》的美國總統，在幾小時內先後去世了。這個史上罕見的奇妙巧合，為這兩位不朽的政治巨人，更添上了幾份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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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貧病交困，但能夠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國終於「真正的獨立」，看到人民享有「宗教的自由」，看到自己一手建立的維珍尼亞大學開幕，傑弗遜已是此生無憾。1826年7月4日《獨立宣言》通過五十周年紀念日，就在他的好友阿斯死前的幾小時，正午十二時五十分，傑弗遜安詳地離開人世，享年八十三歲。

　　一日之間有兩位開國元勛離世，讓舉國從紀念獨立的歡騰，跌入了深切的哀傷之中。傑弗遜被安葬在蒙地沙羅，簡約的墓碑上是他生前親撰的墓誌銘，按照他的意願，一個字也沒有增刪：

　　”Here was buried Thomas Jefferson — author of the Declaration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f the Virginia Law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Father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美國《獨立宣言》和《維珍尼亞自由法》的撰寫人、維珍尼亞大學之父，湯瑪士．傑弗遜，長埋於此。」

　　傑弗遜在墓誌銘中，沒有提到自己曾擔任維珍尼亞州長、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等重要公職。至於路易安那購地、懲戒北非海盜、探索西部等功績，也隻字未提。傑弗遜單單選擇了《獨立宣言》、《維珍尼亞自由法》和維珍尼亞大學，作為自己一生功業的總結，甚至連半句解釋也沒有。

　　要理解傑弗遜對自己的評價，就必須找出墓誌銘上所列舉三者的共通點。只要細閱傑弗遜的一生，就會知道答案其實就是──「自由」！當年「五月花號」遠渡重洋到達新大陸，就是為了爭取「自由」。「自由」正是「美國精神」，正是傑弗遜一生為自己、為人民，以至全人類的追求。《獨立宣言》是向暴政發出的怒吼，它最終讓人的肉體從強權中解放了出來；《維珍尼亞宗教自由法》是向宗教桎梏的告別，它讓人的精神從教權中解放了出來。然而，無知的人是不可能擁有真正自由的！因此，傑弗遜才會認定「教育」是建立自由國度的第一要務。興辦教育才能對抗蒙昧和麻木，才能將人的靈魂從無知中解放出來！「教育」是傑弗遜畢生的最高理想，維珍尼亞大學的成立，正是這種理想的體現。

　　傑弗遜生前欠下的的巨債，並不因他的死而勾銷。蒙地沙羅莊園在傑弗遜死後的五年，在拍賣會上以七千元售出。可幸莊園裏的所有建築物及部分土地，在1834年被傑弗遜的「粉絲」海軍中尉李威Uriah Phillips Levy買下，他完整地保留了大宅的外觀和所有室內家具陳設的原貌。1862年，李威中尉在南北戰爭中去世，莊園和大宅由他的家人承繼。1923年「傑弗遜基金會」從李威家族手中「回購」蒙地沙羅，將其作為博物館和歷史教育中心。

　　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維珍尼亞大學和蒙地沙羅莊園，登錄於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中，成為當時美國僅有的四處「世界文化遺產」之一。這是對傑弗遜精神的最高致敬。

　　正如阿當斯一樣，傑弗遜也給後世留下不少名言，讓後人可以從更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位不朽的偉人。

　　“When angry, count ten before you speak; if very angry, an hundred.”
　　「若感到憤怒，在開口前先由一數到十；若真的感到非常憤怒，就數到一百吧！」

　　“When a man assumes a public trust, he should consider himself as public property.”
　　「當一個人受到公眾信任時，他就應該把自己視作公眾的財產。」

　　“Truth will do well enough if left to shift for herself.”
　　「只要不受干擾，真理自可大行其道於天下！」

　　“The God who gave us life, gave us liberty at the same time; the hand of force may destroy, but cannot disjoin them.”
　　「神賜予我們生命的同時，也把賜予我們自由；強權暴力也許可以將他們摧毁，但卻永不能把他們分開。」

　　“The tree of liberty must be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with the blood of patriots and tyrants.”
　　「自由之樹必須一再以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注，始能歷久常青！」

　　今天，傑弗遜的肖像除了在二元美鈔、五美分硬幣和百元面值的國庫券上面出現外，還出現在著名的「總統山」（即「若虛莫山Mountain Rushmore」）上。受柯立芝總統John Coolidge的委託，雕刻家波格林Gutzon Borglum與四百名工人花了十四年的時間，在山上雕刻了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和羅斯福四位總統的頭像。這四位總統都以不同的方法，開創了美國歷史的新一頁。「太祖」華盛頓把十三個殖民地連結成一個獨立的「合眾國」；「太宗」傑弗遜塑造了「美國精神」；「聖祖」林肯將美國真正地整合成「一個國家」；「高宗」羅斯福建立了睥睨天下的「大美帝國」。他們每一位都是不朽的偉人。

　　曾到過白宮和國會山莊遊覽的旅客，都會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中軸線上，除了著名的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外，還有一座形態優雅的白石大理石建築物──傑弗遜紀念堂Jefferson Memorial。紀念堂於1943年4月13日傑弗遜二百歲冥壽正式開幕，紀念堂所採用的羅馬式圓頂和科林斯式石柱，都是傑弗遜最為鍾愛的風格。六米高的傑弗遜銅像，昂然佇立在大堂中央，身後的石壁上，銘刻著傑弗遜的畢生之志：

　　“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我曾在上帝的祭壇之前立誓，永遠與任何禁制人類思想的暴政為敵！」

　　我們不妨嘗試以傳統中國式史觀，按《逸周書．諡法解》，評定一下傑弗遜的一生功業。夫傑氏君子謙謙，溫潤如玉，「內德純備曰成」；一心為國，無私奉獻，「立志及眾曰公」；天才橫溢，「博聞多能曰憲」；沉穩務實，守柔不爭，「溫仁忠厚曰敦」；憤筆《宣言》，領萬民誓爭獨立，「以德化民曰道」；治國以道，理念清晰，「治理精粹曰純」；堅守原則，擇善而行，「質直好義曰達」；兼容敵友，南北一同，「大而化之曰聖」；銷國債，息民怨，「疏遠繼位曰紹」；輕傜薄賦，與民休息，「治繁不擾曰理」；遣兵重洋，薄伐海寇，「戎業有光曰烈」；爭公義而不踰規矩，「守禮執義曰端」；思慮細密，克制權力，「謀慮不威曰德」；拓邊西北，不動兵戈而國土倍之，「闢土服遠曰桓」；情報周密，察陰謀於未現，「聲入心通曰聰」；行事決斷，杜兵患於初起，「克定禍亂曰武」；堅抗暴英，力爭國體，「威強不屈曰剛」；建設大學，教化人心，「愛育必周曰慈」；不戀權棧，急流勇退，「推賢讓能曰和」……

　　當我們認真地總結傑弗遜的一生，就會發現甘迺迪總統1962年在白宮的飯廳之內，對傑弗遜的讚譽也許並非言過其實。（請參見第一集）夫「經緯天地曰文」、「功德盛大曰高」，諡廟號「文宗高皇帝」可也！

　　傑弗遜，正如他的名字一樣──他的「傑出」，絕不會遜於美國，甚至世界史上任何一個偉人！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