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會員及友好：

　　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明兒朝日就要乘飛機到清涼樂土去了。（其實下個月才是。）

　　Cyril君投稿評Frederic Wakeman《洪業──清朝開國史》一書，並論其對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看法。Cyril認為顧炎武的意思，是士人應忠於一個「更高的概念」──國家，而不應拘泥滿漢之別。

　　固然，C君在文中亦已清楚指出他所說的「國家」，並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但既然如此，又何必用這個容易引起混淆的字眼呢？事實上他自己在下文中亦似已有混淆之處。因為下面他指出「這個問題，已經超越了民族意識和政權成分，有些類似於捍衛國家憲法的意味。」國家憲法本身充滿「現代意義」，其中隱含著建立一個契約基礎。而這契約，卻正是「人民」與「政權」所訂立的。沒有一份所謂的「國家憲法」可以「超越政權」，中華民國的「政權」和「人民」是不會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也不見得會接受……況且人民接受了，也不見得「政權」就會遵行。）

　　按照C君的文義，朝日建議用「秩序」一詞來代替文中的「國家」。當然，用更有古典味道的「天道」或「天理」也可以！這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意思，就應該解讀為「秩序是運行（興）抑或崩壞（亡），每個（識字的）人都有責任」！當然，我們都知道，無論顧炎武說的天下，是「天理」也好，是「秩序」也好，其實指的都是「儒家的」天理和秩序，甚至只是「理學的」天理和秩序。不過，同樣當然的是，這個「儒家的」或是「理學的」天理和秩序，其實與二千年前希臘先哲蘇格拉底的「正義」，竟是如此的酷肖！

　　不過，我們並沒有責難顧炎武想法狹隘的理由和資格。人類是不能想到人類想不到的東西的！每一個時代的人也不能想到那一個時代的人想不到的東西！顧炎武的「天理」，是他那個時代的「普世價值」，今天我們對之不為以甚。同樣，我們今天奉為圭臬的諸般「普世價值」，千百年後，不知又讓後世的sense友或無sense友如朝日之流，笑話幾許了！

　　至於所謂滿漢之別，今天的我們大概受到太多（兩次大戰後大量爆發的）民族主義通俗文化所荼毒了！（例如《書劍恩仇錄》之類）明末中國漢族人口逾億，只要10%人口有所謂的「民族主義」，試問那不足二百萬（兵力大概只有十餘萬）的滿族「侵略者」，何能有立錐之地？比較抗日時期，更加清晰。抗日時期中日人口比為8:1，日軍相對於中方的軍事技術優勢明顯；明清人口比為50:1，整體軍事實力與「綜合國力」有明顯優勢的反倒是明！何以清可亡明而日寇則落得個抱頭痛竄的結局？不正是因為偉大的民族主義嗎？教育相對普及，識字率提升，媒體滲透力加強，是以整個中國稍微識字的人都變得熱血愛國（至少也要扮愛國）！而滿清入關，遵守「秩序」──理學規則；奉行「天理」──儒家價值，更重要的是他們還開科取士，廣納天下在野賢人，在在顯示其乃天命之所歸。一眾「有得撈」的知識分子，又豈有悖逆天道之理？從這個角度看來，這一群順應天道的士人，不拘泥於滿漢之別的狹隘民族情感，不囿限於明清兩朝的政權交迭，而只以「普世價值」的「天道」為趣歸，其為事也，不正是我們今天萬分景仰的「公共知識分子」嗎？

　　嗚呼！夫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向使日夷按部就班，先北後南，一步步搞好教育和傳媒，又奉我中華正朔，上追黃帝神武，本是一家，則我中國數千年皇朝循環中，中華民族中各兄弟民族，向來皆可輪流「做莊」，今番輪到中華民族中的一個「和族」領導我們大中華一起建立政權，又有何不可？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野人通訊（不）負責人
朝日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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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兼书评《洪业，清朝开国史》

1644年，李自成率起义军破北京城，明朝皇帝崇祯自杀殉国。尔后，诸路军阀争夺九鼎，各地陷于拉锯战争，被一屠，再屠，三屠者，非独扬州、嘉定也。当时，清有明主，明有庸臣，辽东山海关一破，满族铁骑联合汉族降将，击败西北大患李自成，又扫除山东一带的军事威胁，同时进兵江南，史可法死，扬州城破，南京投降，经过多尔衮，顺治帝，到康熙帝而立之年，削三藩，台湾郑氏集团投降，大清江山才有太平之日。

而处于当时的明朝“遗民”，他们内心经受了极大摧残。他们或游历，或隐居，或参与清朝政府，但是他们却很痛苦。有件事他们不愿承认，但不得不承认——明朝一去不复返了。摘录几个人物当时的笔记，便能够体会幸存下来的士大夫，经历了何种磨难。

1647年，顾炎武：“念二年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1651年，阎尔梅：“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　

1652年，万寿祺：“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深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Cyril评：此诗最让人心碎。)[朝日疑：呢首詩嚟架咩？]

士大夫受到的精神打击，不仅仅是明朝灭亡，崇祯帝自杀殉国这一件事。当时，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国君自杀，臣子何以不陪死？不以身殉国而苟延残喘的士大夫们，是胆小？还是卧薪尝胆，酝酿反清复明？还是如在梦中，不愿接受现实？

然而，这还只是第一波冲击，吴三桂在西南兵变，反抗清廷，这时的考验方是第二波冲击。吴三桂欲恢复汉人政权，建国号“周”，汉族士大夫，是支持汉人政权，还是帮助满族皇帝消灭同族武装？如果吴三桂被消灭，那么清朝就坐稳江山，复明大业石沉大海；如果帮助吴三桂，那么就是不忠人君。可是天命已变，士大夫要忠于人主，虽然他是满族皇帝。

于是，顾炎武在对待吴三桂叛乱的问题上，说了一句话，流传至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不是政权，而是国家。吴三桂破坏的不仅仅是满族政权，而且是清这个国家。顾炎武显然将国家与政权二者区分开，从而建立一套适合当时汉族知识精英的认知规范，即天下动乱之时，究竟是忠于汉人，忠于满人，抑或忠于一个更高的概念，国家？

顾炎武的国家，未必是现在意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儒家意义的，有尊卑秩序，君臣各居其职的“理想国”。吴三桂生为明朝边关守将，投降皇太极，已经是对明朝的不忠，如今身为清朝西南的“镇南王” [朝日按：當為「平西王」]，却又武装暴动，便是对清朝的不忠，如此反复之人，必定不符合儒家精神，也可能被顾炎武看不起。纵使顾炎武要恢复汉族政权，他也不屑号召天下汉族士人同吴三桂合作。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顾炎武选择忠于儒教道统，即忠于他心中国家应该运作的样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成分，有些类似于捍卫国家宪法的意味。

Professor Frederic Wakeman写此书，注解之多，用力之深，让我佩服。一本书，却有半本索引，也许这是他的治史风格。但是注解太多，就有越俎代庖之嫌。

SM31 陈赟恺
2011年3月30日